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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授权学科数量不足成瓶颈 高校呼吁下放博士点

来源:在职研究生网(www.eduego.com)   中国在职研究生招生信息网   发布时间:2015-07-30

  案由

 

  江苏近些年经济发展步伐位于国内前列。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支撑作用非常明显,然而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依然面临体制机制的束缚。

 

  今年两会期间,人大代表、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,重点关注了高校学科建设的问题。目前,我国地方高校数占全国高校总数的90%以上,平均每所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5.94个,仅为部属高校的三分之一。袁寿其发现,与部属高校相比,地方高校在博士学科点设置上“很吃亏”。

 

  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数量不足,已成为制约地方高校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、实现内涵提升的重要瓶颈。袁寿其说,作为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,“地方高校在博士生培养方面,与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承担的职责、所发挥的作用远远不相适应”。

 

  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,则是地方高校由于“指标”原因难以获批博士学科授权点。以江苏大学的化学学科为例,

 

  其学科水平发展很快,但由于指标的关系,一直未获批博士学科授权点。袁寿其希望学科授予权力能够下放。

 

  争议:

 

  数量平衡是难点

 

  事实上,这一问题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。去年年初,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《关于印发〈关于开展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动态调整试点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,对博士学位授权点自主调整试点工作进行了部署,不过,意见明确规定,“增列授权点数量不得超过撤销授权点数量”。

 

  这一规定所包含的意思是,自主权被下放给了高校,高校可以着手于自身授权点的内部优化,进行动态调整。

 

  然而问题也相应而来。随着我国教育科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,学科点的发展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,高校会因为“增列数不得超过撤销数”的限制而深受影响。地方高校依然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撑博士人才的培养。

 

  基于此,袁寿其提出,对进入ESI(基本科学指标集)前1%的主要贡献学科且目前已具有一级硕的非一级博学科,给予单列一级学科博士点指标。

 

  目前,ESI指标已经被学术界广泛用于评价学科的国际影响。目前,国内教育主管部门也已经将ESI作为评价高校学科发展的重要指标。

 

  袁寿其告诉记者,在目前国内555个进入ESI前1%的学科中,有些尽管已经完全满足了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水平,却一直没能获批博士学科授权点,学科乃至高校的发展受到非常大限制。  然而,一些接受采访的两会代表委员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。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学校长认为,“增列授权点数量不得超过撤销授权点数量”,不仅意味着要进行动态调整,更要对量进行控制。同时,以ESI指标作为评价学科的标准,虽然被国际学术界广泛使用,但其相当于SCI的变种,而以SCI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在当前已广受诟病,因此也有不妥之处。

 

  延续:

 

  呼声仍是两会热点

 

  近两年,“给予高校更多自主权”“将权力下放到高校”等声音不绝于耳。袁寿其是其中的一个代表。今年两会上,记者还听到了更多的声音。

 

  3月10日,人大代表、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凤建议,目前的博士后管理过于僵硬,管理成本大,应予以取消,放权给相关科研机构、高校及企业,让其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博士人才并开展研究。

 

  政协委员、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也表示,教育部应该进一步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下放权力,调动和发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;政府也应该进一步转变职能,遵循教育规律,尊重落实和进一步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。

 

  “20多年前国家就出台专门的《高教法》,并对高校的教育自主权设立了7条规定,但如今这些权力基本都没有实现。”政协委员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说,学校从招生到毕业,依然是由行政指标来引导。“大家眼睛都向上,如何低下头来做学问?”

 

  建议:

 

  加强督促规范

 

  顾也力建议,在高等教育领域,教育部应起到指导作用而不是直接管理作用,并督促省市级教育主管部门放权。

 

  “例如高校要办成应用型还是学术型这样的问题,教育主管也要通过行政手段作一定的限制,这显然不合理。”顾也力认为,教育部应该把权力下放给高校,高校则应该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基础上,通过大学章程确定学校的教育定位、价值观和管理模式来管理学校。只有这样,高校才能真正做到集中精力、自我发展。

 

  在人大代表、西北大学副校长高岭看来,这两年教育部已经向地方和高校下放了不少权力,但为什么学校和公众感受到得没有那么明显?其中固然有社会预期过高的问题,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策传达需要时间、过程。

 

  “毕竟给你权力时,监督管理的义务也就给了你。因此,地方要制定政策落实的办法,对其中的具体细节进行重新考虑,这是政策有时候会滞后一些的原因之一。”高岭说。

 

  高岭同时强调,当把权力转移到地方后,地方对高校的管理和介入的程度有时会更细致具体,似乎更严格规范,这些都可能造成高校和社会感受不到国家层面权力下放的客观原因。

 

  高岭认为,要改变这一现状,除了公众应给予高教改革更多耐心之外,教育部也应该在简政放权的同时,加强对基层部门的指导,督促政策的具体落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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